扩展与分裂时期
（主后1789年 ～ 1914年）
【扩展与分裂的时期序论】基督教随着历史的演进，由发源地巴勒斯坦而扩展到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也伸延到北非洲埃及、衣索比亚等地，大体上先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落脚，然后向北扩及欧陆各国，向西达于西班牙、英国。迨十八世纪，随着移民潮而进入新大陆北美洲。但在本时期以前，非洲大部分地区、亚洲、澳洲和南美洲（注：罗马天主教于十六世纪初叶即已在南美洲开工，故今日中南美洲绝大部分居民属天主教徒），尚属基督教处女地，未有大规模的宣教运动出现。所以，本时期可谓是基督教扩展到世界各地的时期。
再者，基督教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虽也分裂成如下的数大宗派：路德会（信义宗）、加尔文宗、长老会、英国圣公会、公理会、浸信会、贵格会、韦斯利循道会、摩尔维亚弟兄会，以及清教徒等少数自由团体，但大体上仍寥寥可数。迨至本时期以后，各公会宗派一分再分，又加上各种新兴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故本时期又可谓是基督教的分裂时期。
【宣教工作的开展】各公会宗派受了韦斯利运动的影响，开始认识到差派宣教士出去到异地宣教，乃是教会相当重要的使命，因乃有各种宣教团体成立，展开大规模的国外布道工作。本时期最主要的宣教人物和团体，可列举如下：
（一）威廉‧克里和浸信会差会：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被人称为“现代宣教工作之父”。他是英国人，原是个鞋匠，但热切求学，利用工余闲暇，自学而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后来做了浸信会的传道人，因收入有限，故靠教书补贴。有日在教地理课时，他发现世界大部分地区尚未听过福音，因此心很忧闷，就在浸信会的教牧聚会中提问：“主耶稣命门徒往普天下去传道，是单向当日的门徒说的呢，或是也向万代的门徒说的呢？”当时会长答道：“倘若神要外邦人悔改，不是靠着你我的力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用不着人为祂出去国外布道。克氏听了，久久不能释怀。一七九二年的浸信会教牧聚会，由克氏主讲，他引用以赛亚五十四章二至三节，以宣教责任为题，讲了一篇有力、感人的信息；说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期望神为我们成就大事；尝试我们为神成就大事。”赴会的人都受了感动。过了五个月，浸信会的差会宣告成立，第一个宣教士就是威廉克里本人。
一七九三年，克氏举家到印度去宣教。起初，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多方留难；并且手中缺钱，家眷生病，工作又不见成效，真是苦不堪言。但他一点都不气馁，再接再励。四十年之久，一面传道，一面教书，又把圣经翻译成数十种不同的印度文字和方言。他实际上把他一生和所有都奉献给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妻儿都在印度患病死去。有关威廉克里在印度的宣教工作报告，激励了英、美的各宗派公会，成立各种国外差会，投入教会对海外的宣教工作。
（二）圣经公会：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与差会同时兴起，成为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左右手。于主后一八零二年，一位出名的北韦尔斯加尔文派牧师多马士‧查尔斯（Thomas Charles），因为没有任何团体肯为他出版一本韦尔斯语圣经，于是着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圣经公会。到了一八零四年，经过一位浸信会信徒名叫约瑟夫‧休斯（Joseph Hughes）的呼吁，终于成立了“英国圣经公会”，为英国本地及国外供应圣经。英国圣经公会的规模很大，到一九零六年时，单在英国国内，就有五千八百个分会；在英国国外，也有二千二百个分会。将新旧约全部圣经翻译成一千多种文字，每年印刷百万本以上，并且大多是免费赠阅的。
随着英国圣经公会的出现，各国也陆续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起初，多系属于英国圣经公会的分会。但在美国，经过一位名叫撒母耳‧米尔斯（Samuel Mills）的策划与推动，终于在一八一六年联合了美国各地的圣经组织，正式成立“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这个圣经公会，也和英国圣经公会一样，翻译、印刷并分发成各种语文的圣经，对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三）马礼逊到中国传道：更正教最初到中国的传道士，就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是英国人，十二岁即得救，立志献身服事神，因此努力读经，时常祷告，又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有别种的科学。马氏最大的希望，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远赴国外传福音。一八零四年，他向“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请为外国传教师，该会命他就非洲或中国择其一时，他选择了中国，便开始学习中国语文，请了一位侨居伦敦的华人杨善达做他的教习。
一八零七年，马氏动身来华。因英商不许他乘他们的船，他就先乘船到美国。在彼有美国人问他说：“中国人崇拜偶像，你想感化他们信神么？”马氏说：“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只有神才能。”后来他到了广州，得不到居留权，且当时满清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给华人。
直到一八零九年，马氏与莫玛丽（Mary Morton）在澳门结婚，并受聘为英商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他藉此取得居留中国的身份，得以往来于澳门、广州之间，并且利用所得的薪金作为传道费用。马氏一生努力传教，但甚少有效果，仅得着几位中国人归主。第一位信奉主的中国人名叫蔡高，他于一八一四年受浸。第二位信徒名叫梁发，他后来做了首位中国传道人，但因清朝政府要捉拿他，就跑到南洋马六甲（Malacca）。
马氏一生的传道事业虽被时代环境所限制，而不见有甚么果效，但他精通中文，除编着了一本《华英字典》外，又将新旧约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给中国基督教历史留下了一页不可磨灭的功迹。
（四）李文斯顿与非洲传教：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 1873），他是苏格兰人，家境清贫，十岁时即在一间绵纱厂作工，每日长达十四小时，但他好学不倦，买书自习。后来环境许可，得入夜校攻读。他悔改重生后，即感到有强烈的传道呼召，因此改攻读神学和医学，并获得神学及医学学位。一八四零年，他得到伦敦传道会的差派，在南非开始宣教，在那里遇见著名的莫法德医生（Dr. Robert Moffat），两人同工配搭，李氏并娶了莫氏的女儿为妻。
李氏热爱非洲土人，尽力保护他们，因此受到买卖奴隶的白种人的忌恨，甚至烧毁他所建立的教堂，但他不改初衷，深入非洲内陆探险、传教，而成了有名的探险布道家。他因不顾艰险、苦楚，到处向非洲土人传福音，因此很受土人的爱戴。由于非洲内陆生活环境很差，实在令他筋疲力尽，人们劝他稍事休息，他反而劝别人当竭力为主作工，他说：“我所作的算不得甚么牺牲，该算是从中获取一生的好处。”一日早晨，他的仆人到他房间来向他请安，发现他跪在床旁于祷告中去世。死时，年才六十岁。他的同工们将他的“心脏”葬于非洲，因他们说他的心属于非洲；另把他的遗体运回英国，葬于伦敦西敏寺教堂之内。
（五）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是英国人，他在1853年加入“中国传道会”到中国当宣教士。后来因他不满意该组织，且自己又倾向于弟兄会的思想，故变成一个独立的宣教士。直到1860年，因健康问题不得不返回英国疗病。回英期间，他完成了医科的训练，并于1865年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这是第一个真正超宗派的布道团，也是十九世纪世界“信心宣教”的模范。
当时，各宗派的差会都只在中国的沿海各省作工；中国内地会乃设定如下的宗旨：（一）只在别的团体不去的内陆地区传福音；（二）欢迎各宗派、人种的传教士加入行列，共同促成“引导非基督徒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三）接纳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宣教士；（四）所有的宣教士必须认同中国人，采用中国衣着、饮食和生活习惯；（五）经费完全以信心依靠神──不求人馈赠，不向人借款，不表彰捐款人的姓名；（六）宣教士没有固定的薪水，量入为出；（七）总会设于中国，仅偶而派人回英国或寄送书信，使关心的信徒得悉他们的工作情况。
（六）救世军：十九世纪的末叶（1878年），有一个名叫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的英国人发起了一个特殊性质的宗教团体，并称它为“救世军”（Salvation Army）。起初的目的，在乎宣传福音，后来推广范围，包括社会事业。他称这个会为“军”，因他认为他们所作的工作，是与罪恶交战；他自己是本军的“大将”，他以下有“军官”和“兵曹”，他们都要穿军衣。他们聚会和办公的场所，名叫“炮台”。他们的军旗上，有“血和火”的字样，“血”是指耶稣基督为人舍身，“火”是指圣灵用祂的灵火，烧掉人心的罪恶，并激发人有火热的心去救人的灵魂。
救世军的工作，不独注重灵性和道德方面的培养，还以基督教的原则推动社会和慈善的事业，他们对于救济穷苦、酗酒、失业、无告、罪犯、堕落等各种遭遇之人的工作，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了。现在救世军的服务已普及世界各国和地区，所用的语言达一百多种。
【几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本世纪发生了几件对基督教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兹略述如下：
（一）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十八世纪末叶，由于法国政治的腐败，以及罗马天主教的压迫，引起一般平民的厌恶和反抗，终至爆发法国大革命（1789～1815）。1792年，法国成为共和国；接着，法王路易十六伏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占有全国土地的一半，僧侣阶级不事生产，还对平民强索各种什一捐，使平民对罗马天主教反感至深，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动机，是为着反宗教权势而战。这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动机完全相反；美国的革命是为宗教自由而战，而法国革命却为推翻宗教，推崇理性而战。可以说，法国新共和国，是建立在无神主义之上。
法国革命之发生，有如可怕的狂风怒潮，势将扫荡欧洲各国的教会、君王、贵族和一切固有的制度。欧洲的根基动摇了。因此，欧洲各国组织同盟军，要把法国的革命打倒，但初期时，反为法国拿破仑所统率的军队所击败。拿破仑屡战屡胜，很快地变成法国的民族英雄。他并于1798年侵入意大利，把教皇比乌六世掳至巴黎。拿破仑于1804年加冕为皇。他的军事胜利与外交策略，把欧洲的地图都改变了。但是他到底被欧洲的盟军所击败，并于一八一五年被放逐到圣希里拿岛（St. Helena Island）。是年召开维也纳会议，欧陆各国极力想要回复到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情形。
（二）欧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一词，最先出自法国作家笔下，但第一个将它普及化的人，则是英国经济史学家汤恩比（A. Toynbee，1852～1883）。他以“工业革命”来形容英国在1760～1840年的经济发展。自此，这个词语的意义广为应用了，意义包括整个急剧改变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过程。简单来说，这个改革改变了大量人口的生活方式；自有文化以来，人类主要是以耕作为生，工业革命却介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工业革命”使大批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涌进，并且随之而产生了失业、贫富不均、工作压力、道德腐败等社会问题。这对教会而言，如何响应大众的需求，乃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在开头的时候，在肩负生活重担的平民大众眼中，基督教是属于特权阶级的教会。但是逐渐地，有些教会开始起来照顾工人阶级，例如浸信会的“帐棚”和原始循道会，对于容纳劳工特别有兴趣。各宗派中都有人热心于福音工作，藉此关心劳工大众的属灵需要。最出名的福音布道家当推费尼和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此外，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慈善机构，如：卜威廉的救世军、莫勒（George Muller，1805～1898）开办孤儿院等。
（三）废除奴隶运动与美国内战：十九世纪以前，欧美各地盛行买卖奴隶制度，基督教中有识之士，特别是热心宣教的福音派基督徒，竭力反对奴隶制度，因此深受那些贩卖和拥有奴隶之士的痛恨，他们迫害了很多的宣教士。但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欧陆各国逐一解放奴隶，剩下美国尚未对奴隶问题采取行动。
1820年代，美国的废除奴隶运动开始活跃起来，以渐进的策略，说服的方式来推行，但成效不彰。因此，在1830～1860年期间，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们，用强硬并激烈的手段，甚至以暴力来解放奴隶。最后，终于引发了南北战争。
1860年时，美国约有四百万奴隶，其中四分之三是在南部，以种植棉花为业。是年，反对奴隶制度最力的林肯（Abraham Lincoln）当选美国总统。1861年初，南方十一州陆续退出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南方联盟，由杰佛逊（Jefferson Davis）出任临时政府总统，遂爆发了南北内战。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李将军（Robert E. Lee）战败投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残酷内战。
这场美国的内战，是基督徒打基督徒的一场悲剧，投入战争的双方，都坚信是为公义而战，也都运用圣经作支持，又向同一位神祈求胜利。南方的教会领袖，认为奴隶制度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是为神及宗教而战；在他们看来，废除奴隶运动，乃是来自无神论者。而北方的教会领袖，则认为南方的联盟，乃是地狱的盟友，他们的领袖理应永永远远遭受报应。
战争结束后，南北两方的教会，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也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南方各宗派公会，宣称他们仍然忠于原有的立场，保持他们惯常的基督徒型态与活动。
【各种影响重大的思想运动】十九世纪兴起了很多新思潮，各对神学及基督教会发生了某些程度的影响：
（一）浪漫主义：欧洲人饱受战祸煎熬之后，开始渴慕古时美善与安宁的情况，他们对超自然的事物，以及对自然的理想主义再一次深感兴趣，结果便掀起了新“浪漫主义”运动（Romanticism）。浪漫主义对于文学、艺术和宗教，都曾发生特别的影响。浪漫派重新着重情感，主张从现代复杂的文明，回复到往日较简单的生活。此种恢复包括对古代和中世纪的重新估价，并反对支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种重新估价，竟然使古代的罗马天主教会成为理想化，于是有许多复原教徒决定回到罗马天主教里去。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此运动的领袖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他从英国圣公会率领一百五十多个牧师回到罗马天主教里去了。
著名的浪漫主义神学家有：英国的柯尔雷基（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和德国的士来马赫（Friedrich Daniel E. Schleiermacher，1768～1834）两位。柯尔雷基认为理性主义是会令人死气沉沉的机械化哲学；他的名作有：《平信徒讲道集》（Lay Sermons）和《求知者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Enquiring Spirit）等。士来马赫主张宗教的基础是内心的感受，而非理智或教义；他的名作有：《独白》（Soliloquies）和《宗教与敬虔》（Religion & Feeling）。
（二）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而自由主义（Liberalism）则是延续理性主义的，它是变相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出版自由、良心自由、结社自由，并且严格地分离教会与国家。自由主义的鼻祖当推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他是康德的门生，是十九世纪初期的著名宗教哲学家，他的学说深深地影响到当时的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家则以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为代表；他对形而上学表示怀疑，排斥教会教条及自然神学，集中注意力在历史人物耶稣和祂的道德教训上，认为灵性自由的人相聚自一起，那就是天国。
（三）无神主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是立敕尔的门生，他极端反对传统宗教教义与价值观，无情地攻击基督教，声称基督教是一大咒诅、是人类永存不灭的污点；他甚至宣布神已死亡，并断言当基督教从已死的神的阴影中踏出来、明白到神果真死去时，便会疯狂。但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尼采本人在晚年时精神全然失常，疯狂至死。
（四）进化论：在十九世纪初中期，基督教内部即有些怀疑论者出现。1838年，赫纽（Charles Hennell）出版了《基督教起源探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以科学方法质疑圣经无误的理论。1860年，牛津的约屈（Benjamin Jowett）出版一篇名为“圣经解释”的文章，提议用渐进启示的科学角度来解释圣经。而最令基督教受到冲击的，乃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虽有重大的分别，但此种分别只是程度而已，而不是类别不同。1871年，他又出版了《人类血源》（Descent of Man），书中题出进化论，并作出人类与猿猴有共同祖先的结论，据此挑战圣经是真理之源的讲法，又质疑人类道德的独特性质。达尔文后来临死之前，虽悔改相信主耶稣，但他的理论已经来不及收回了。
（五）唯物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马克思（Karl Marx）影响甚深，他认为进化论是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基础。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设计者，他认为实体（reality）之基础，不是绝对精神，也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物质；人类历史，只不过是人与物质的关系的发展史。对马克斯来说，历史是趋向共产社会发展，那时再没有私人财产，政府将管理一切。马克思指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令人痛恨的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基督教与资本主义是一对亲密伙伴，因此，他极力反对基督教。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成了他的一句名言。但是，一直到现在，在共产国家内的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日益兴旺。
另一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之中有些还坦然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只不过对基督教相当冷漠。
【十九世纪的属灵伟人】十九世纪的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了许多位具有影响力的属灵伟人，除了前面曾述及的威廉克里、马礼逊、李文斯顿、戴德生等人之外，尚有如下的著名人物：
（一）侯格：侯格（Hans Nielsen Hauge，1771～1824）是挪威人，世家业农，父母都是虔诚的信徒。侯氏幼时受了弟兄会的感化。二十五岁时，一日在田里一面作工，一面唱歌，心里有意外的平安喜乐，觉得服事神乃是最大的喜乐。因此他就步行传道，逢人就传得救的道理。在挪威全国，他几乎没有未曾到过的地方。他每天传道三、四次；有点余暇，或在家或在外，还去帮助同伴操作手工。又有的时候，或著书或经商，他的办事才能特别的好，所以他作了许多服务社会的事。
侯氏没有另立教会，因他的目的专是想使教会醒悟过来。受他感化的人很多。唯理派的人恨他极了，因此把他控告到政府面前，声称法律规定，不是牧师不得传道。侯氏说，神使他作这工夫，所以他不能不顺从神，过于顺从人。于是政府下他在监里。在监有七年之久，等候判决。这时，挪威和英国打仗，断绝交通，没有盐吃。政府知道侯氏能够制盐，便放他出来，要他制盐。等这工作完毕，仍被收到监里；末后把他释放，一八二四年去世。受了侯格感化的人，竭力提倡各样的慈善事业，如设立圣经会馆、传道会等。
（二）芬尼：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1792～1875），成长于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小乡镇，他于一八二一年归主，即热心传福音作见证，到处旅行布道。他虽未曾接受正式大学及神学训练，却受长老会按立为牧师。因为他的热情与诚恳的宣道，就在美国东部一带掀起了大奋兴。
当时美国的教会正在病态之中，大多数的教会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有些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有些是“普救派”的人。前者所讲预定的道，说神救人完全是凭祂自己的旨意，人不负任何责任；后者却说神是最有爱心的天父，即使人触犯祂的律法也可得救。这两种的“道”，把福音的精神夺去了，所以信徒松懈懒散。就在这时，神就差派芬尼传纯正的道。他所讲的是从圣经来的，并且用自己关于神恩的经验，把那福音活画在人眼前。由于他所讲的道都很切实，听见的人都觉得扎心，还有人如同被刀刺了倒在地下。
在那几年属灵的奋兴中，加入教会的至少有十万人以上。
（三）达秘：达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他初为爱尔兰国家教会（圣公会）牧师，约于一八三○年，从圣经的亮光中得知宗派的罪恶，深觉教会需要恢复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光景，遂脱离圣公会，和一些清心爱主的人一起聚会。开始时，仅在爱尔兰及英格兰西部形成所谓“弟兄会”运动，后来进而影响欧洲、美洲各地很多信徒，纷纷脱离宗派，自成一个聚会团体。由于这个弟兄会运动，是在英国的普里茅斯起头的，故人多称他们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弟兄会运动以达秘为首领。达秘最著名的工作，乃是将全部圣经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将希腊文新约译成英文；他一生不断地写作、讲道，诠释圣经各种问题，使真理大得显彰。
弟兄会的信徒喜欢称自己为“弟兄”，他们努力寻找圣经里面的教训和榜样，希望以新约的模式建立教会。他们强调个人悔改，认为社会改革没有用处；教导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拯救人脱离世界。他们施行浸礼，每星期日都擘饼记念主，没有按立的牧师，由平信徒传道。
达秘所领导的弟兄会运动的原意是要反对一切宗派组织，而要实行初期教会的生活与方式，但由于跟从者过份高抬其领袖达秘，凡是达秘未讲的道理，他们都不敢讲，也不能讲；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极端的教权独裁团体，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宗派之名的宗派，甚至比宗派还要集权。不久，弟兄会内部逐渐有人起来反对这种过当的实行方式，而达氏竟也不能容忍，将批评者开除会籍，遂分裂成“闭关弟兄会”和“公开弟兄会”两大派，其后公开弟兄会一分再分，形成许多支派。
（四）慕勒：慕勒（George Muller，1805～1898），他是弟兄会最著名的会友。他本是德国人，后在英国布利斯特城开办一间孤儿院。那时他才三十二岁，一直继续养育孤儿的工作六十余年，直到他去世。这期间，他先后养育了不下一万名孤儿，所需费用数以千万美元计。但他从不向人募捐，单凭信心仰望神，用祷告来向神支取物质所需。他的信心很大，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信心事迹，兹记述其中一则于下：
一日，午饭的时间将到，但是孤儿院的厨房中空空如也。差二十分钟便是中午十二时了，厨师来见慕勒说：“先生，今天没有甚么给孩子们吃，怎么办呢？”慕勒说：“神必赐给我们，你去准备开饭罢！”厨师心想，饭锅中是空的，叫我如何预备？但他还是遵命去准备开饭，将餐具摆整齐了。又到慕勒那里说：“先生，现在只差十分钟就要开饭了，怎么办呢？”慕勒回答说：“放心罢，你去等着好了。”又过了五分钟，将要敲钟吃饭了，厨师面色都转灰白了，又到慕勒那里说：“先生阿，现在就要敲钟了，唉呀！怎么办呢？”慕勒说：“你为何如此着急呢？你不晓得这是神的孤儿院，神必亲自负责么？你这样子实在是疑惑神了，你去罢！这不用你管。”厨师心中很不以为然，虽不服气，但又不敢当面顶撞，只自言自语地埋怨着。就在这时，有几辆大货车满载面包而来，送给两千多孤儿吃用。原来有一家大工厂，因为特别事故突然停工，工人不在，面包厂仍照常送来工人午餐的面包，工厂既不能退货，又不能存放，厂长就吩咐把面包转送孤儿院。
（五）慕安得烈：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1828～1917），生长于南非好望角一个殖民地小镇，父亲是一位虔诚爱主的传道人。慕安得烈十岁时便和哥哥到苏格兰伯父家，在那里接受宗教要育，八年后，弟兄二人转往荷兰乌屈契（Utrecht）深造，学成返回南非服事神。慕安得烈热爱灵魂，尽力工作，甚至身体因过劳而染恙时，仍不肯稍事休息。他的身躯虚弱瘦小，体重约在一百磅左右，但讲起道来，声音却宏亮无比。他非常注重祷告，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莫不被他与神灵交的深度所摸着。他遗留给后世最主要的，乃是一些出名的属灵书籍。他一生著作等身，共有二百五十多种书，有的是用荷文，有的是用英文；有些是巨著，有些是小册。综合他的信息，可分为三大类：（一）祷告，和神交通；（二）圣洁的生活；（三）圣灵的能力。
（六）司布真：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被誉为“讲道王子”。他生在英国一个虔诚爱神的家庭里，祖父、父亲均热心事奉主。司氏生长于乡下，所受教育并不高深，有时言语行动难免粗俗，但讲起道来，却能吸引住人。他十六岁时初试啼声，上台传讲信息，深受听众欢迎。
他十九岁时，即应伦敦一处可容一千二百人的会所之邀请，前往讲道。第一天赴会人数只有寥寥八十人，但几天后，会所里挤满了人，甚至有许多人在门外留连不去。不久，将会所修建，使增加至一千五百个座位。修建期间另租用一个可容四千五百人的大厅聚会，每次均满座；会前一小时，街道上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塞。新会所修建后，头一次即不敷应用，必需另建大会所。后租用伦敦最大的音乐厅，可容约一万二千人，首次即告满座，另有万余人无法入内。后来，另建的大会所名“首都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于一八六一年三月落成，连续三十一年，每逢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内聚集。
一八六七年首都会幕修理之时，租用农业大厦，到会人数竟达二万人。某日下午，司布真在农业大厦试音，厅内空无一人，他提起他的金嗓子，喊道：“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有一个工匠正在楼座工作，骤闻此言，大大感动，放下工具，回家经过一个时期的挣扎，终于接受救主，他因仰望神的羔羊而找到了生命平安。
（七）慕迪：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他不是学者，也不是按立的传教士，却成为十九世纪最出色的平信徒布道家。他青年时期在公理教会中悔改，然后到芝加哥成为一个成功的皮鞋推销员。但是，他把自己大部分时间，用来作志愿的教会服事、组织主日学、作家庭访问和个人布道工作。慕迪关心人的灵魂，以拯救所接触的人为职志。一日，有一少年人从乡间进城来，碰到慕迪，慕氏问他：“你是基督徒吗？”少年回答：“那不关你的事。”慕氏说：“不，这正是关我的事！”那少年人就说：“那么，你就是慕迪了。”由此可见，他对别人的关切已经传诵四方了。
慕迪成名后，旅行大西洋两岸，在美英各地召开布道大会，每次听众数以万计，成千上万的人经他传道得救。慕迪所以成为大布道家，其来有自：（1）他热忱、勇敢，虽遭人反对，仍不退缩；（2）他工作勤奋，富有组织能力；（3）他的讲词坦诚、有力、迫切，善于应用故事比喻；（4）他肯虚心学习，并接受别人祷告的帮助；（5）他获得唱诗天才桑基（Ira David Sankey）的帮助；（6）他善于采用各种奋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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