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以后时期
（主后1648年 ～ 1789年）
【启蒙运动的兴起】早在改教运动期间（主后1517年至1648年），由于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历来教会中所教导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不再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在改教运动初期，人们尚以多利买（Ptolemy）的“天动说”来解释宇宙，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环绕地球运行，周而复始。及至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发现“地动说”；比萨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用望远镜观察天体现象，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引起神学界极大的反对，利用宗教裁判所逼迫他收回学说。
当科学界对向来的宇宙观念持怀疑的态度时，哲学界也同样热烈地奉理性之名，向当时教会中既有的权威挑战。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强调利用归纳法从实验中所得到的简单事实，可作为成立假定原则的基础。培根把他的经验主义引入道德范畴，这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因此很多人视他为现代思想之父。又有法国的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倡导一切知识均以怀疑为起点，他认为对所有的事物都应抱持怀疑的态度，必须先有确据，才肯相信；他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以为自我、万事以及神的存在，均与吾人的思想相关。
【理性时代】由于上述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到了十七及十八世纪，“唯理主义”（Rationalism）入侵神学领域，达于高峰。从“科学和神学十分相合”，而演变成“科学和神学互不相干”，最后，竟宣称“哲学理论和神学根本不相合”。此种观念，影响了当时的信徒和教会领袖们，转而注重理性；教会中有顺应潮流的一派，应运而生，就叫“唯理派”。这派在教会中颇有势力。他们只注重：“神”、“道德”、“永生”三项，却不明白十架赎罪的道理，所以多半以耶稣为教师，而非救赎主。虽然如此，他们倒以为只有他们才是真实的基督徒。
兹列举当时著名的唯理主义思想家及其主张如下：
（一）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2～1727年）：牛顿因发现万有引力而享负盛名，他是英国教会的会友，但他的神学见解并不“正统”。他承认神之超然性、全能及完美，他不接受泛神论中世界心灵的思想。但他仅基于对宇宙秩序的崇敬而相信神；他认为神自创造宇宙之后，定立固定的规律，使它自行运作，此后，神不再介入或指引。他这种思想观念，为“自然神论”（Deism）铺路。
（二）伏尔泰（Franc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年）：伏尔泰是法国哲学家，曾受教于巴黎的耶稣会教士门下。伏尔泰不是无神论者，他著书反对无神论，并提倡自然神论；他相信神的存在，但因世上的苦难与罪恶，使他认为神并非全能。他的悲观主义，也使他对正统基督教的教义，满怀憎恨。
（三）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鲁索被称为法国革命之父，因为他的自然理性原则，推动了革命的精神，并燃起其火花。他是日内瓦一个法国难民家庭的儿子，起初是加尔文宗的信徒，后来成了天主教徒，最后改信自然神论。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感性的自然神论，亦即相信神存在，相信灵魂、永生及人需要遵循良心行事。《社会公约》（The Social Contract）是鲁索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著。
（四）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休谟是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他提倡怀疑主义，对于自然神论加以驳斥，把理性降为经验的产物；他说，人的脑袋，捕捉经验及观念，留下印象，成为感性知识，而这类知识只是印象的虚假复制品。他也攻击神迹，说，神迹若是真实的话，就与经验相违。休谟的推理，把传统那种以神迹证明基督教的做法说成一文不值。
（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康德被称为日耳曼理性主义之父，是他使唯理主义达于顶点，也是他使唯理主义趋于尽头。康德指出理性有惊人的可能性，但也有明显的限度。他说明纯粹的理性，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信仰的对象。理性有它不能逾越的领域。康德承认有关神的概念是至高的才智，但他否认有关神属性的任何知识；他视耶稣基督为历史上的典范，祂是一位最能取悦神的人，仅此而已。
【唯理主义的影响】唯理主义的盛行，虽曾一度威胁了基督教基要真理的安危：圣经、神迹、悔改、祷告、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肉眼可见的教会，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神在世界中的临在。但是无可讳言，唯理主义对教会及世界，也都带来了一些积极的贡献，诸如：破除迷信的行动，消灭了灵巫法术的技俩；民主人权战胜了极权统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断攻击奴隶制度；进展的希望向失望挑战；道德自觉唤起了普遍的觉醒。
【敬虔主义】正当唯理主义盛行于教会中时，“敬虔主义”（Pietism）的兴起，为当时的信徒提供了另一种的选择。事实上，敬虔主义并不是对唯理主义或自然神论的回应；早在路德改教之后，因为改革教派过于注重纯正的教义信条和冷漠的形式仪文，敬虔主义乃是针对此而作出的反抗运动。敬虔主义强调重生、个人信心，以基督徒切身经历作为宣教动机等等的重点。它的特色包括圣经的道德、罪恶感与被赦感、灵修祷告的圣洁、对人类的同情、感情的情绪化表现，以及听道与唱诗时的热诚。敬虔主义大体上在德国发展，然后又渗入挪威、瑞典及丹麦的路德会信义宗内，在平信徒中激发起宗教热忱；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去的信徒中，也有很多是深受此运动影响的。由敬虔主义孕育出来一种生机更为活泼的敬虔生活，大大地改善了牧师们的灵性质量、讲道事工，以及青年基督徒的训练，并增进了平信徒对于教会的责任心。
敬虔主义的主要领袖是：
（一）施本尔（Philip Jacob Spener，1635～1705年）：施本尔是路德派信义宗的牧师，为日耳曼敬虔主义的创始人。他鉴于当时的教会太过注重争论教义细节，但教会里面却有许多的邪恶，因此主张：信徒个人灵修时精读圣经；全体信徒皆为祭司；爱心与知识并重；在神学辩论上，不求个人和自私的争执，只求真理得以辨明；以更高的道德标准重组神学教育；复兴福音宣讲；主日讲章应以建立信众的灵性生活为目的。他反对跳舞、玩扑克牌、看戏，且教人在饮食服装上要有节制。他又筹组家中的“革新”（Regenerates）小组聚会，读圣经、祷告、讨论讲章；人们戏称此类小组聚会为“敬虔小组”（Collegia Pietatis），这是“敬虔主义”名称的来源。
（二）富朗开（August Herman Francke，1663～1727年）：富朗开是把敬虔主义运动发扬光大的一个人。他把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作成敬虔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造就了很多的传教士，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传教运动的曙光，是从这个中心出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曾到哈勒访问富朗开，并学习他的教育理论，并且把它应用在普鲁士的教育体制中。
【摩尔维亚运动】由新生铎夫（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又译“亲岑多夫”）所领导组织的“摩尔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可说是敬虔主义所产生的惊人结果，姑不论敬虔派人士是多么不赞成这种组织。摩尔维亚弟兄会原是在波希米亚跟随胡司约翰的信徒，在胡司死后大遭逼迫，遂隐藏在森林深处，以“弟兄”彼此相称。在反改教运动及三十年战争（主后1618～1648年）期间，这批弟兄们几乎被扫荡殆尽，只剩下一小部分“余民”。有一批从摩尔维亚到撒克逊避难的弟兄们，幸得新生铎夫收容在他的地产上，不久，新生铎夫对他们发生兴趣，他自己便加入他们的会中，并成了他们的领袖。
新生铎夫是一个富有的贵族，他把一部分地产捐给摩尔维亚弟兄会，使他们在那块地产上建立“赫仁护特”（Herrnhut），意思是“主的居所” （Lord's Lodge）。这是此类基督徒小区的第一个样本，在小区内有他们自行订定的条规，一同作息并灵修。
摩尔维亚弟兄会强调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他们与世界断绝关系，不与政治发生牵连；他们轻看阶级，专一注重彼此作弟兄的交通配搭；他们弃掉形式上的组织，没有总会、分会之类人为的统一；他们也尽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见解，转而注重那些相同的点。
摩尔维亚弟兄会热心传教，甘愿往任何地方为基督福音作见证，盼使全球归顺基督。他们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认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团体，结果使他们对其他各宗派在遵行“大使命”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影响力和他们的总人数（以美国为例，大约不超过七万人）不成比例。
【美国浸信会】英国的浸信会信徒移民到美国之后，因当时麻萨诸塞殖民区的州立教会属于公理会，故直到十七世纪中叶，在美国尚无浸信会出现。后因一位从英国移来的牧师威廉斯（Roger Williams）极力主张政教分离，在罗得岛（Rhode Island）的普维顿斯（Providence）成立了美国第一间浸信派教会，这是罗得岛的开始。
主后1647年，当成立罗得岛州政府时，采纳了政教分离及宗教自由的原则，它后来也成为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对浸信会是一项很大的贡献，使它在麻州得以脱离公理会，自行成立浸信派教会。
主后1707年，在费城召开第一次美国浸信会大会，当时总共只有五个教会。主后1742年是美国浸信会历史的转折点：在那一年中，浸信会大会采用了加尔文色彩极浓的信条；在这以前，一直是亚米纽斯派（Arminianism）占多数；从此以后，美国浸信会变成加尔文信仰。
【贵格会】第十七世纪中叶，有一种神秘主义在英国的教会中产生；他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神与信徒个人灵魂的关系。极端的神秘主义，弃绝教会的组织，抬高神的直接启示，视异象和异梦较圣经和圣礼更紧要。其中最有名的，当推由佛克斯（George Fox）所倡导的“贵格会”（Quakerism）。佛克斯是一位极其严肃而敬虔的人，他坚信圣经，但是他认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经对一个人而言，永远是一本封闭的书。”弗克斯称圣灵的光照为“内心之光”（Inner Light）。弗克斯不利用任何教会，也不采用任何信条或神学，他根本不相信神学院、神学训练或全职事奉。
“贵格”这个名字的由来并不确定。可能是导源于有一次弗克斯叫一位英国长官要“因主的话而战栗”。有些人则说是因为早期弗克斯的门徒非常热诚，在聚会中，尤其是祷告时，因情绪激动而战栗，反对他们的人就给他们取外号叫“战栗者”（Quakers）。然而，他们很不同意这个名字。他们最喜欢约翰福音中主耶稣所说的：“我称你们为朋友”；因此，他们喜欢被称为“朋友”。他们的组织，不称为教会，而叫“朋友会”（Society of Friends）。
他们聚会的地方非常简单，里面没有讲台，没有乐器，也不唱诗。他们坐在一起，安静地等候圣灵的感动。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就静静地离开；但有时圣灵会感动一位或数字“朋友”，不论是男或女，这些被感动的人就站起来分享他们的信息。在信息之间，有时也会渡过一些完全沉默、相当难捱的时光。
“朋友们”不赞成“誓言”和“战争”，他们相信并履行“以善生善”的原则。他们也相信，圣灵的引导不仅是在聚会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因此，他们也常安静地等候圣灵对他们日常生活问题及决定的引导。贵格会信徒尊重所有人类的尊严及价值。
贵格会在英国的人数激增，但也遭受极大的逼迫。主后1661年，被囚于英国监牢中的贵格会信徒，达四千二百余人。于是有很多的贵格会信徒移居美国新大陆，虽然他们在新英格兰地区也遭到反对和放逐，但仍继续不断的涌入，最后逼使殖民政府不得不取消禁止贵格会的法令。
主后1681年，贵格会会史上有名的彭威廉（William Penn），获英王颁赠宾夕法尼亚州给他，第二年又给他德拉瓦州。彭威廉在欧洲各地刊登殖民广告，并且宣告宗教自由；结果有大批殖民者涌进宾州，其中大部份是贵格会信徒。到主后1760年时，据估计贵格会的“朋友”们约有三万人。
【英格兰的大觉醒】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英格兰人的灵性生活正处于最幽暗的时刻；清教徒的灵火快要熄灭了，大多数的教会，高举“自然神学”，大部份讲道缺乏热诚，都是一些枯躁无味的道德论调，没有神的启示。人心全为黑暗笼罩了，法院内满是诡诈，人民毫不以污秽的事为耻，政府高级官员收贿更是常事。那是粗鄙的、趋炎附势的时代。人民各方面都退步，渐至与野蛮人无异，就在英格兰道德快要沉沦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大奋兴，国家得着荣耀的兴旺和发展，连唯理派的历史家也承认，英格兰在这时候得了救。
（一）韦斯利家世：这个大复兴首先出现在牛津大学，但它的泉源却来自一个热心祈祷的母亲心里。其实，复兴的历史大都是发源于祈祷的母亲。苏撒拿‧韦斯利（Susanna Wesley）是教会历使上一个伟大的妇人，她坚强不屈的精神，对她儿子的影响很大。苏撒拿嫁给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叫撒母耳‧韦斯利（Sammuel Wesley）。他们一共生了十九个孩子，其八个夭折，第十五个是约翰（John），第十八个是查理（Charles）。这两个孩子成了教会历史上重要的人物。
主后1709年，韦斯利住家被焚，约翰和查理几乎烧死；那时约翰刚六岁，一生无法忘怀自己从火焰中被救的景象，他常自称是“从火中抢救出来的一根柴”。
（二）“圣洁团”：约翰和查理都很会读书，后来相继进入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约翰于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当约翰不在牛津时，弟弟查理发起组织了一个社团，研读有关基督徒灵命的书。后来约翰也回来加入此社团，而成为这个团体的领袖。主后1730年，约翰领导团员开始前往牛津监狱做探访工作，也开始实行纪律的禁食。其它牛津的同学们讥笑他们，而戏称他们为“圣洁团”（The Holy Club）、“圣经蠹”；因为当时大部份学生都过着放肆的生活，而这个社团里的人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又因看见他们做事很讲求条理，便叫他们“循道派”（Methodists）。
（三）悔改归正的经历：在此之前，韦斯利兄弟虽然热心寻求神，也从事传教的工作，但并未有过悔改的经历。主后1738年5月21日，查理在一场大病中悔改归正，得着了内心的平安。三天后，即主后1738年5月24日，是韦斯利一生的转折点。那天，他不大情愿的去到阿尔德斯门街（Aldersgate Street）和一班信徒聚会。一位弟兄念了马丁路得所著的《罗马书注释》序文，约翰听的时候大有感受，基督的灵彷佛馨香的风吹透他的身体。他不再做徒劳无功的挣扎了，只将自己如同小孩卧在耶稣怀里。他这时才得着了由神来的、不可形容的平安。
自此，他就满心笃信地传讲福音。可是他讲的越恳切，教会越排拒。屡次他讲完的时候，牧师便向他发怒说：“韦斯利先生，不要再来这里讲道了。”但平民大众却喜欢听他，一些人心里受了感动，渐渐聚拢起来，组成小团契，同心祈祷讨论。他们起初在福特巷（Fetter Lane）设了一个小会堂作为总部，但拦阻他们的力量日增，最后竟被逼到野外去。谁知这竟是神奇妙的计划。
（四）成为户外布道家：怀特菲（George Whitefield）是一个旅馆主人的儿子，被韦斯利兄弟引进他们的“圣洁团”。他讲道很有口才，但不久有人指摘他把人民弄得狂了，教会逐渐又不要他讲道。一日，他在一家教会讲道，会堂内挤得满满的；这时，他转睛向外看，见到外面有千多人站着不得进来，显出很失望的样子。于是他想到为何不到外面露天布道呢？这是破天荒的事，教会的弟兄们都很不赞成，认为是狂妄之想。后来，他到布里斯托去讲道。但当地的教会人士并不欣赏他的热心，两个礼拜内，各会堂都拒绝他。既然不受教会欢迎，他就到监狱里向犯人传福音。不久，连这一个门也被市长关了。成千成万的人急欲得到生命的粮，可是到处都容不下怀特菲，不过他毫不灰心。他已清楚看到神的指示，于是他离开关了的门，转向野外。那在加利利把青山草地当做讲台的主，亲手招他去做同样的工作。
离布里斯托不远，有一个地方叫京斯维，那里住的都是煤矿工人。他们没有礼拜堂，作风很野蛮粗鄙，不讲守法。怀特菲从布里斯托被赶出来后，就到这被人轻看的地方来。主后1739年2月17日，他站在一个小山坡上讲起福音来，有二百个煤矿工人满心惊奇的围着他，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个穿宽袍垂锦带的人站在山坡上讲道。怀特菲天天在那里讲道，围观的人增加至二万之多，路边满是人，树上也是人。温暖的夏天分外可爱，太阳悬在蓝天之下，万籁似乎都静下来让怀特菲说话。这位青年清脆有力的声音，满载着真神的慈爱，达到会众的心底，动人心弦的场面立时就出现了。
那些矿工的黑脸上涌现出悔改的眼泪，像无数的白色的河道，要将他们的黑脸洗白，甚至黑色的心也洗白了。讲完道后，怀特菲即刻写信给在伦敦的约翰‧韦斯利说：“来呀，这里的火燃起来了。”韦斯利应命而来，看见神的恩典，极其兴奋，后来怀特菲被请到别处去，就留下韦斯利继续作工。这就是韦斯利成为户外布道家的开始。从此以后，全球都成了他的讲台，他所到的地方，都有神的圣火伴随，一直到英格兰最远的地方，又跨越大西洋，把普世教会都奋兴起来。
【美国的大觉醒】开拓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原都是一些灵性坚定的清教徒，但是到了他们的孙辈时，几乎失落了所有的热忱；特别是第十八世纪前期，由于自然神论及唯理主义之风的兴起，不仅使英格兰的教会进入沉睡状态，它们也同样使美国的教会沉陷在可叹的低潮光景中。
然而，就在这时，殖民地的属灵情况有了急剧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属灵“大觉醒”（Great Awakening）。一系列奋兴聚会在殖民地各处展开。美国和英格兰的属灵大觉醒同时发生，都同样因为受到德国敬虔主义和摩尔维亚运动的影响，而且都集中在乔治‧怀特菲一个人身上。
（一）乔治‧怀特菲：怀特菲（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在英格兰的野外布道工作相当成功，但他把那里的工场让给约翰‧韦斯利，而从主后1738到1770年间，他先后七次到美国旅行布道。
在那些年日中，他来往奔波于美国各殖民地区，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不停地在各地讲道；不管他到那里，都有无数人前来聆听，有时听众达三万人之多。他极有口才，是十八世纪伟大的布道家；怀特菲以他那无与伦比的雄辩才能及使人慑服的性格，带领了许多人信主，也造就了无数信徒的灵命。甚至以注重实际出名的富兰克林，也被怀特菲的讲道感动了，并且写下他在听道时的感受。
（二）约拿单‧爱德华滋：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的名字与新英格兰“大觉醒”不能分开。从各方面看，他都是美国殖民地的杰出知识分子，是在美国当地出生的伟人之一。他原来是麻萨诸塞州中部诺坦普顿城（Northampton）一间公理派教会的牧师。
主后1734年十二月，爱德华滋讲了一系列“因信称义”的道理，直接针对当时正在新英格兰滋长的“亚米纽斯主义”。讲道时，这位瘦长、苍白而年轻的牧师，活生生地描述神的震怒，并力劝罪人尽速逃避。很快地，教会有了起色，整个诺坦普顿城都有了改变，居民普遍都对个人悔改有浓厚的兴趣；结果，在一年之内，差不多全城所有十六岁以上的人都有悔改的经验，似乎全城充满了神的同在。
主后1740年，复兴之火烧遍了全新英格兰，信主的人多如潮涌，在三十万人口中，有二万五千到五万新决志的人加入教会，整个新英格兰的道德标准也随之提高。
这个大奋兴同时具有强烈的感情及身体的表现，强壮的男人仆倒在地，女人则歇斯底里。主后1741年，爱德华滋在康乃狄克安田镇（Enfield）讲道，那天的题目是：“罪人在忿怒的神手中”，讲道中途，他必须停下来，请大家安静，好让大家可以听见他的讲道，因为全场都在大声痛哭，哭声盖过了讲道的声音。当爱德华滋看见情绪作用掩盖过属灵方面的醒悟时，他开始正面反对情绪主义。他憎恶肤浅的奋兴，对加入教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因为他不准许未悔改的人领圣餐，而引起了争论，最后被迫于主后1750年离开诺坦普斯教会。
（三）富瑞林浩生：美国的大觉醒，虽然以前述的怀特菲和爱德华滋最为出名，但最初带进这个大复兴的，当推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他是荷兰改革宗的牧师，是德国敬虔主义者，反对单单重视外表宗教礼仪及表现；他热情澎湃，又极具讲道的才华，他的讲章强调悔改归正、内在更新的必要；他火热有力的讲道带出明显的果效，教会增加许多新人，别的教会听见了，也邀请他去讲道，于是，复兴的火从新泽西州的拉利丹（Raritan）河谷向外延烧。
（四）威廉‧滕能特：滕能特（William Tennent，1673～1745）是长老会的牧师。他博学多闻，以流利、幻想丰富的言词，吸引了广大的群众，他要求听众有内在的改变，又将那些不热心于福音的长老会信徒比喻为法利赛人及文士。他在自家院子的一角筑了一间木屋，作为学校，因此学校名叫“木屋学院”（Log College）。就在那里，他教导自己较年幼的三个儿子及另外十五个年轻人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逻辑学及神学，并在学生们中间点燃了传福音的热火，结果，他的四个儿子都做了牧师，继承父亲传福音的心志。他的大儿子吉尔伯特（Gilbert Tennent）很有讲道的恩赐，他的讲道加上“木屋学院”其它毕业生的努力，复兴之火就像野火般地在长老会中烧起，从长岛一直烧到维吉尼亚州。
（五）特色：“大觉醒”一面兼具了德国的敬虔主义和英国的循道主义的特色，另一面还有很多她自己非常独特的特点，这是在已往主流的基督教中发现不到的。美国的教会很重视群体观念，所有会友必须见证他个人的得救经验。那些不能作此见证的人，会被认为是未悔改或未得救的。热心的牧师与平信徒会努力“抢救”未得救的人，以致在同一期间，有很多人得救。渐渐，教会开始按时举行特别聚会，后称为“奋兴会”，主要目的是在向尚未得救的挂名教徒传福音。这种奋兴会，后来演变成“营会聚会”，并且成为美国基督教一个独特又固定的特色。
（六）后果：“大觉醒”为美国带来了众多而又明显的果效，最重要的是美国信徒的灵性普遍改善了，教会人数剧增，道德标准也提高了。“大觉醒”也带来了新英格兰神学的发展，这个发展大大减弱了传统加尔文主义在各宗派中的地位。“大觉醒”的另一结果是刺激了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宣教工作。“大觉醒”最显著的非宗教性后果，乃是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注入即将诞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的心中。
总而言之，“大觉醒”为教会带来了属灵的大奋兴，它成为美国教会历史中一件突出的史迹。可惜，这种属灵的大奋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主后1740年代后期，复兴的火焰几已完全熄灭。虽然如此，这段短暂的“大觉醒”运动，却给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二百年后的今天，美国复原派教会仍保持着这段时期的气氛与特色。
【美国独立运动中的教会】前述“大觉醒”对美国教会的影响与果效，不可谓不澈底而又长远，然其活动时间却极为短促。连续发生的好些军事和政治纠纷，转移了一般人的宗教热情。主后1765年英国国会所通过的“印花税法”（Stamp Act），以及其它连串的纠纷，引起了殖民地与母国间的重大磨擦，结果爆发主后1775年的独立革命。
（一）教会对独立运动的立场：独立战争爆发时，新英格兰殖民区大部份的教牧人员及圣公会信徒仍然忠于英国；南部各殖民区都站在美国这一边；中部殖民区则一边一半。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圣公会的信徒。当时圣公会教牧人员的处境甚是尴尬，因为他们被按立时都发过誓要效忠教会的元首──英国国王。
出现在美国不太久的循道会信徒，立场也十分为难，因为约翰‧韦斯利站在英国这一边，以致美国的爱国份子以怀疑的眼光看这些循道派信徒。但是循道派却自主后1775至1780年，由四千人增长至一万三千人。贵格会与摩尔维亚弟兄会虽然反战，但在他们原则许可范围内，还是尽量支持独立。
除了少数例外，其它教会牧师几乎全体支持独立战争。长老会的杰出领袖维特斯普恩（John Witherspoon）被选为大陆国会代表，也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中唯一的牧师。有很多牧师以反抗英国及争取独立为神圣使命；也有很多牧师加入军队，作随军牧师。
（二）废除州立教会：所谓“州立教会”，是指被州政府所认可的教会，所有百姓都属于州立教会。早期在麻州，凡不加入州立公理派教会的人都被驱逐出境；浸礼派及贵格派信徒也常遭驱逐。在所有以圣公会为州立教会的殖民区中，由于州政府的干预，拦阻了其它各派的发展。
然而，在独立战争初期，纽约州、马利兰州及最南方各州，很快便取消了“州立教会”制度。但在维吉尼亚州，则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一直到主后1786年才取消。这个运动传遍全国，终于这项“取消州立教会”的条例被列入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为美国基本法律的一部份。
（三）切断与欧洲母会的关系：有些宗派原就与欧洲的教会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包括浸礼派、长老派及贵格派，因此他们很快便在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唯有人数最多的公理派，拒绝组织全国性联会。
而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循道派及改革宗等，则在欧洲母会的控制之下，后来也都纷纷成立在美国独立的教区或组织了。
（四）教会灵性的衰弱：纵然美国爆发独立革命，应归功于宗教的动机和力量，但独立战争很快便反过来伤害了美国的基督教。所有宗派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教堂被毁，会众分散，牧师及信徒被杀，极少有新的神职人员受训。信徒忽略属灵和道德的情操，结果罪案及不道德的行为开始增加了。国家负债累累，令教会、平民以至政府都十分担忧。除了这些内忧之外，还有外来的不可知论，而战争的附带的悲痛及犬儒主义，引来了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及日渐流行的无神主义。伏尔泰及培恩那些反基督教作品，助长了怀疑主义及不信的风气蔓延。革命结束后，美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是基督徒。无神论在学生及有学识的人中非常流行。唯理及无神的学社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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