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教会
（主后325年 ～ 主后476年）
【康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康士坦丁（Constantine），虽于主后306年，即从他父亲康士坦丢（Constantius）取得该撒皇位，但仍有对手马克森丢（Maxentius）盘据罗马，与之抗衡。主后312年，康士坦丁在罗马城外米里维桥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正式成为西方的统治者。据说，他在那次战役的前夕，曾看见天空中有一个光明的十字架，其上写着“靠此记号而得胜”几个字。翌日，他即携带一副织上十字架记号的军旗上阵，结果大获全胜。
主后313年，康士坦丁与东方迦列流所派的代表在米兰会晤，双方同意互相合作统治，并在整个帝国中巩固基督徒对他们的支持，于是颁布了有名的米兰谕旨（Edict of Milan），给予基督徒及其它人民有宗教信仰上的完全自由。这乃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使基督徒免再受到政治的迫害。康氏本人受到母亲赫里拿（Helena）的劝化，皈依基督教，并且在各方面善待基督徒，如：豁免圣职人员的丁税和和某些公民义务，多方鼓励并襄助基督徒建造礼拜堂，又提携他们在政府中居高位。
主后321年，康士坦丁鉴于基督教久已实行的聚会日（即七日的第一日），就将“礼拜日”订为休息日，禁止百姓在这一天工作，准许基督徒兵士自由参加教会礼拜。他又废除了罗马帝国内的种种恶俗：奴隶制度，剧场中之角斗戏，屠杀那不受欢迎的婴孩，及十字架的刑罚等等。
主后325年，康氏进一步颁布了一大告示，谕令全国臣民都要皈依基督教；又因当时的贵族仍顽信外邦神的缘故，就将他的京都迁到拜占庭（Byzantium），改名为康士坦丁堡。究竟康氏是否真心悔改信主，言人人殊，他的私生活仍有许多缺点，甚至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因此有人质疑他的信仰。康氏的诏谕也使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了教会，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就也把属世的腐化败坏带进了教会。如此，教会在“量”上的得着，变成了在“质”上的损失。
【尼西亚大会】三百年来最令教会困扰的问题，是关于基督是否和父神一样具有神性？当时为这问题争辩得最激烈的两位领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长老，亚流（Arius）和亚他那修（Athannasius）。后者不过是个年轻人，而前者是个爱主、敬虔、生活严谨、又有口才的长者。
由于异教信仰是多神的，亚流担心如果圣子与圣父同样有完全的神性，那就变成了两位神，基督教信仰就会堕入异教多神的错谬里；因此，他教导信徒圣子基督虽然像神，但祂并不全然是神，基督乃是被造者中的首先与最高者，祂不是永恒的，祂与圣父并不同质。相反地，亚他那修强调圣子与圣父同质，祂就是神。
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基督的工作和祂的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说：“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一21）。基督救赎的价值，全赖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处于完全无助、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亚他那修深切体会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祂决不能次于神。”
亚流派的教训造成教会长期而痛苦的争辩，最后是由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这项争论。主后325年5月20日，在离康士坦丁堡约四十五哩的一个小城尼西亚召开会议，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尼西亚大会的结果是：亚流的看法被判为异端，基督位格的教义行诸文字，成为全体教会信仰的根据。这项声明就是出名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其中承认：“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如此，教会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
【康士坦丁堡大会】尼西亚大会并未平息亚流派之争，仍然有不少人附从亚流，攻击尼西亚信经，谓其所采用之词句不能完全表达基督教信仰。其中最著名的为尼哥美地亚的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于主后328年，得到皇室人员的从中调解，后竟受康士坦丁帝重用，企图作翻案工作。优西比乌说服康士坦丁，恢复亚流的职位，修改信经，使用一些免于引起争执的措词；他又唆使康士坦丁将亚他那修放逐于高卢。所幸亚流于主后336年忽告身死，而康士坦丁也于主后337年去世。其时，尼西亚大会所订信经虽未被公然推翻，但也几乎无形中被消灭了。
康士坦丁死后，帝国全境为他三个儿子所瓜分。康士坦丁诸子对于尼西亚信经的争辩问题，不但未能使之结束，反而使其继长增高。而信经的主要维护者亚他那修，历经屡次放逐和复职，直到主后373年死时，再接再厉不断地为信经中基督神性的教义奋斗。他死后，这个为正统信仰（Orthodoxy）而奋斗的领导责任落在三个人身上，他们被誉为“加帕多家三杰”（The three great Cappadocians）。三位均来自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省，是初期教会的杰出人物，他们分别是：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拿先施的贵钩利（Gregory of Nazianzus）和女撒的贵钩利（Gregory of Nyssa）。在这三位的奋斗之下，于主后381年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史称“康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康士坦丁堡大会中，除了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至此，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才正式确立。从此，亚流主义在教会中无立足之地，也就逐渐消声匿迹。
【信经和亚他那修的负面影响】虽然信经的内容大体正确无误，但要经由君王的权势，和主教们的共同努力，始得达成协议，还要由国家出面执行，这种程序无形中显示帝国教会已经离开了圣经的原则。经由大公会议拟就并颁布的信条教义，原希望从此止息争端，确立真理，传予后人以为明训。但圣经给我们明示：真理不能光凭字句传达，必须靠圣灵的传输；真理也不能单靠别人，必须每一个人直接透过心灵去领会吸取，并按照自己内心向神的心意去取用，还须在日常生活的争战中不断持守，这才能使人在真理中站立得稳。死的字句代替了心灵的领受，并且人的权力代替了圣灵的管理，这是颁布信经始料所不及的负面影响。
另一面，信经的主要维护者亚他那修，虽然他对基督神性的认识正确，并且因着他的择善固执，得以确立了三一神的正统信仰思想，但在他的名著《论道成肉身》（Incarnation）一书中曾说：“祂（基督）成为人，为叫我们得成为神。”这句话的用意原在说明由于人类的堕落，人性被败坏而失去了神的形像，如今神在基督里成为人，带着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借着我们人的相信接受，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一4）。不料，那句话竟被后来一些基督教异端领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作为他们提倡“人成为神”、“教皇无误论”等邪说的根据，骗取附从者的敬仰，以为自己尚在变化成为“神”的过程中，而这些领袖们则已经属灵到成为“神”的地步了。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虽然康士坦丁谕令罗马帝国所有的臣民都要皈依基督教，却是提阿多修（Theodosius）在主后378至395年，正式立基督教为国教；他不遗余力的压制其它宗教，并禁止偶像的崇拜。在那些年间，许多的异教神庙都被所谓的基督教暴徒倾覆，并且引起极惨的屠杀流血。教会就在那时进入极严重的离经背道情形中了。不错，一方面可以说是教会胜过了罗马帝国；但是从另一方面，实际说来，却是罗马帝国胜过了教会，并非借着逼迫而毁灭她，乃是使她内部腐化而变质。
第四世纪末和第五世纪的帝国教会，回异于原来那受逼迫的教会，而成为一个完全两样的机构了。教会圣职人员居然为高官厚禄而明争暗斗，甚至和政府官吏一样厚颜地争权夺利。帝国教会与世界联合的结果，不只把属世的精神带进了教会，并且也引进了异教思想和礼仪：
（一）当时的罗马人承继了希腊人在建筑艺术上的特长，擅于建造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他们就模仿异教庙宇，开始兴建一些雄伟高大、极富艺术的礼拜堂。本来基督教原始的崇拜是非常简洁严肃的，而后来却演变成为一种非常繁琐拘泥的礼拜，只有那属于异教庙宇外表的堂皇，而缺乏属灵的真义。
（二）当时的希腊人崇拜维纳女神（Venus），罗马人也相信女神。他们就把童贞女马利亚当作基督教的女神，称她为“神的母亲”；本来她只是在主耶稣降生前是童贞女，他们却说她一直到死时仍是童贞女；他们甚至宣布她从降生到她死时都是无罪的，死后并成为“天后”，因此信徒如有甚么需要，均可向她祈求。事实上，迷信的教徒向她祈祷的次数，比起向主耶稣祈祷的次数要多得多。
（三）当时的罗马人原是崇拜异教太阳神的，因为过了冬至就开始日长夜短，所以就在每年12月25日替太阳作生日，举国很热闹的过节。如今全国都皈依基督教，便沿用异教的节期，将12月25日订为主耶稣的生日，因为祂是那“公义的日头”（玛四2）。这就是圣诞节的由来。
（四）本来在教会中并无居间阶级制度，信徒一律都能亲近神，事奉神。但罗马帝国教会却把犹太教和异教的祭司制度带进来，设立祭司神甫的居间阶级，并为这些人订定许多服饰上的条例。后来更进一步颁布命令禁止他们结婚，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神甫须守童身的由来。
（五）本来我们的神是没有形像的，神不许可祂的子民作任何形像来跪拜（参出廿4～5）。帝国教会却引进了异教徒拜偶像的风俗，他们不只为主耶稣作出形像来拜祂，还作出圣母马利亚、圣使徒彼得、保罗等，以及殉道圣徒们的偶像来拜，又作出各种十字架来给人拜。
（六）罗马帝国教会又引进了犹太教的香烛、灯台、香炉等，再加上一些异教迷信的东西，作为他们崇拜礼仪中的器具。
【教皇制度的产生】使徒时期的教会组织很简单，只有长老与执事两种职份。但在使徒后教会时期，为了对付诺斯底派及孟他努派等异端，逐渐在组织方面发展出主教形态的管理方式。本来在一个教会中所有长老的地位都是同等的，但渐渐地发展出由其中一位长老负起带头之责，他成了长老团的主席，带领崇拜并讲道。在新约圣经里，“长老”与“监督”原系同义词，长老（Presbyter）指其身份，监督（Episcopos）指其职务。等到某一长老形成长老团的领导者后，为了使他与其它的长老们有所区别，竟不知不觉称他作“监督”。如此一来，形成了一种有异于初期教会的观念，即监督高于长老，主教（Bishop）的头衔便是由此而来。
我们无法得知到底教会何时开始有主教，因为主教制的产生是逐渐的，而且各地教会的情形也不一致。主教被认为是使徒的继承人，这种观念赋予他们无比的权威，在各地教会中独揽大权。希腊文称独裁为 "Monarch"，因此在教会中独揽大权的主教便称为“专制主教”（Monarchical bishop）。
起先，所有的主教是平等的，没有一位主教高于另一位。然而逐渐地，罗马的主教超过其它地区主教的权位；罗马是帝国的第一大城，不但保罗曾在此地工作过，据天主教的传统说法，罗马教会是使徒彼得所设立的。因为耶稣基督将天国的钥匙交付彼得，所以罗马主教声称彼得将这钥匙的权柄传给了罗马主教。就这样，罗马主教渐渐竟演变成为后来的教皇。“教皇”（Pope）源自拉丁文 PaPa，是“爸爸”的意思。在教皇管辖下的众教会，总称为“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
【四位杰出的领袖】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有四位杰出的领袖被誉为“拉丁教会之父”（Latin Church Fathers），他们是安波罗修（Ambrose）、耶柔米（Jerome）、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奥古斯丁（Augustine）。这四位在巩固教会的事工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安波罗修（主后340～397年）：他原为米兰省长，于主后374年被选为米兰主教。安波罗修是尼西亚信经的全力支持者，写了许多书，最著名的是“教牧要义”，这是一本关于基督徒伦理与教牧之关系的书。另外，他写了一些苦修的题目，鼓励修道主义，以及数首著名的拉丁诗，并透过对希腊文的认识，把东方神学带进西方。他又勇敢地维护基督徒道德标准：原来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曾屠杀了帖撒罗尼加城数千人，以报复他所派的省长被当地的人暗杀。安波罗修为了这件事，不准皇帝领圣餐，除非他公开认罪并表示悔改。皇帝无奈，只有服在教会的惩戒之下。此事使他赢得众民的称赞。
（二）耶柔米（主后340～420年）：耶柔米是早期教会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他爱好旅行，足迹踏遍大罗马帝国。当他来到东方，住在安提阿和伯利恒时，向犹太拉比学习希伯来文。晚年着手进行圣经的拉丁文翻译工作，旧约部分没有采用七十士译本（希腊文），而直接由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这本拉丁文圣经被称为《武加大》（Vulgate），直至今日，该译本的修订本仍对罗马天主教有极大的影响。耶柔米也写了《圣经注释》、《教会作家名录》，并翻译了许多初期著名教父的著作。在早期教会中，没有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媲美耶柔米的，他也树立了后世学者的典范。
（三）约翰‧屈梭多模（主后347～406年）：他是教会历史中一个最伟大的讲道家，他的演说能力为他赢取了“金口”（the golden－mouth）之誉。他年轻时就决心去当修道士，但碍于他母亲的反对，在她去世以前，留在家里和她一同过日子，却过着如同一个修道士的生活，他只吃勉强可维持健康的食物，并睡在地板上，也用许多时间于默想及祷告上。
主后384年，他在安提阿当长老，开始他后来为世人所共知的伟大和有果效的著名讲道家的生涯。有十四年的时间，他向广大群众讲道，劝告他们接受纯洁的信仰和过着正直的生活。主后398年，他被立为康士坦丁堡的主教，仍一本素常，着力改善社会道德，适值当时的皇后优多加（Eudoxia）是一个荒淫的妇人，她千方百计拦阻道德改革，以免贻人口实，然而屈梭多模毫不避讳地讲说以利亚责备耶洗别和约翰谴责希罗底的故事，于是她就制造一个莫须有的指控，把他放逐。但他在被放逐时的影响力，却比他在康士坦丁堡时还要大。最后被人刻意安排，强迫在恶劣的天气之下徒步远行，因而丧生。
（四）奥古斯丁（主后354～430年）：他的母亲摩尼加（Monica）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母亲，不住的为她儿子向神流泪祷告，因奥古斯丁年轻时，受四围腐化环境的影响，生活败坏。当奥古斯丁好多次令他母亲面临几乎绝望之际，她的一位基督徒朋友安慰她说：“妳用许多祷告托住的儿子，必不至于失落！”
奥古斯丁的生活虽然败坏，内心却不断寻求真理。开始时，他阅读圣经，但毫无兴趣，反而是异教诗人与哲学家的著作吸引他，特别是西色洛（Cicero）的作品换醒了他对哲学的兴趣。那时，波斯人摩尼（Manes）所创的摩尼教（Manicheism）风靡全国，那是一种将基督教和异教混合的哲学体系，奥古斯丁做了九年摩尼教徒。后来，奥古斯丁因受安波罗修讲道的帮助，渐渐看出摩尼教的许多错误。
有一天，他听见一位名叫波提纳（Potitianus）的说，在埃及有几千名修道士过着圣洁的生活，而他们大部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听后心中非常惭愧，想到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当时他在米兰担任修辞学与演讲学的教授），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而那些毫无知识的修道士，反能胜过。他满怀激动地冲进屋后的小花园，躺在那里，将手上拿着的一本保罗书信放在旁边。这时，隔壁一个孩子唱着童谣：“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跳了起来，拿起保罗的书信来读，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刻成了奥古斯丁一生的转折点，他悔改了，从此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此事发生于主后386年。
过不久，奥古斯丁成为北非希坡城（Hippo）主教。他全心全意投入教会事奉，直到他去世之日，不遗余力，公开地以辩论及文字卫护教会真道，以对付异端及制造分裂的人。当多纳徒派退出大公教会，自己成立教会时，为了对付他们，奥古斯丁发展了教会与圣礼的教义，他主张：“大公教会是唯一的教会。”他将强大的权柄给与大公教会。他又在北非成立了第一间修道院。
奥古斯丁的神学成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主要体系，教会历史中后来的伟人，如马丁路德（Luther）及其它改教者，都从这位伟大的教父得到启发。例如：他有关原罪和靠恩得救的教义，大大影响了路德；而他对预定论的结论，引发了加尔文对这教义有更深的阐释。
奥古斯丁最著名的两本着作是：《忏悔录》及《神之城》。在《忏悔录》中，他赤裸裸地描绘自己早年的许多隐私以及他心灵深处的感受；这本书是奥氏信主前及信主时的故事，是世界上第一部属灵传记。他视自己为人类败坏和救赎的写照。他的经历带来一个结论，就是人在神以外，找不着安息。《神之城》是一部二十二卷的巨着，写出了他的历史哲学观。首五卷驳斥人们对基督徒因禁止异教崇拜而使罗马被毁的控诉；次五卷解明异教敬拜是全无价值的；第十一至十四卷追溯天城和地城的兴盛情况；第十五至十八卷提到这两个城市的发展；第十九至二十二卷显示这两个城市的终局。借着分析这两个城，衬托出神在历史中的行动。奥氏相信历史是从创世记开始，基督的来临是高峰，审判的日子是历史的结局。
【以弗所大会】奥古斯丁晚年时，用了许多时间及精力对付伯拉纠派（Pelagians）。伯拉纠是一位英国僧侣，他不接受人类因亚当而堕落的教义，因此他否认原罪、人类全然堕落及预定论。他主张人类并非生来败坏，婴儿是无罪的，他们逐渐变坏是由于别人坏榜样的影响。奥古斯丁则主张世人都生在罪中，唯有借着神在圣善的美意所定的救恩，才能得救。伯拉纠的学说，在主后431年“以弗所大会”（Council of Ephesus）中，被宣判为异端。
在以弗所大会之前，又发生了聂斯多留（Nestorius）的争论。聂斯多留反对并攻击人们称呼马利亚为“神之母”，因为这种称呼，表明神性可由一个女人而产生。他认为马利亚只可看作基督人性之母，不可看作基督神性之母。如此一来，他的抨击“神之母”之事，又因他把基督分为神性和人性两种位格，就被别人认为他破坏了基督位格的统一。于是，以弗所大会也宣告聂斯多留的说法为异端。
【迦克墩大会】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曾意见分岐，如今对基督的人性以及神人二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要在这方面获得一致的看法，以及清楚的了解，需要更多的研讨与思考，于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争辩再度展开。当时，有一位名叫欧迪奇（Eutyches）者，他一面反对涅斯多留的“基督两性相连论”（two natures conjunction），另一面又攻击以弗所大会所确立的“联合后二性论”（two natures after the union）的教义。他发展了“一性论”（single nature）的异端。他认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在联合前是两性，在联合后成一性；基督的人性被祂的神性吸收，好像一滴酒在大海中被吸收了一样。
终于，主后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史称“迦克墩大会”（Council of Chalcedon），约有六百位主教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了“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迦克墩信经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修道主义的兴起】修道主义最先开始于埃及，创立者是底比斯城的安东尼（Anthony）。主后270年，他在自己的乡村开始过修道的生活。十五年后，他住进沙漠中的山洞，因此被称为“隐士”（就是从世界隐退，过独居生活的人），当时有许多人仿效他的榜样。也有一些人群居在一间大房子内，渐渐演变成修道院；修道院中，每个修道士有自己的小房间。
修道主义很快从埃及传布到帝国的整个东方，修道士有时采取非常古怪的修道方式，例如：叙利亚的西门，在柱顶上住了三十年，直到死时；他造了几根柱子，一根比一根长，他的最后一根柱子高六十呎，柱顶只有四呎平方，因此被称为“坐柱者西门”（Simon Stylites）。从第五世纪到十二世纪间，叙利亚一带有许多柱顶修道士。
亚他那修将修道主义传到西方，加上安波罗修、约翰‧屈梭多模和奥古斯丁的大力推广，修道主义成为中古世纪生活中独特的现象之一。
为何这些人要去做修道士和修女？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动机是要逃离罪恶的世界，每天过圣洁的生活。修道士们认为可以借着修道方法来丧失魂生命，因而得着灵生命的各种好处。那个时候，帝国已停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所以殉道的事，是少有的了；而最足以表现为基督受苦而克己的作法，乃是修道主义。这也有助于促成修道运动的普遍化。同时，教会在处理那些对主不忠心者的事上，宽大派的主张往往胜过严厉派，这就使到许多人轻看经常的崇拜聚会，而走向洞穴隐居之途。又有人看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为神对基督教离弃起初的爱心与纯洁而发的愤怒，因而决意去参加此一日渐蓬勃的严肃运动，以求逃避神的愤怒。另外有人看见教会的思想与实践，受到异教徒的影响，发生了腐化，便深感不安。更有人看见西方教会当时流行的崇拜，只重形式，觉得痛心，就想在修道主义中，寻求与神更亲密的交通。以上这些因素，很足以说明修道主义的兴盛。
【日耳曼族征服西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以东、多恼河以北，原住着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因受到更野蛮的匈奴人的侵逼，就于主后376年越过多恼河入侵罗马帝国，但在东罗马打了败仗，转而攻打西罗马，缠战一百年，终于在主后476年征服了西罗马帝国。
在这战争连绵，痛苦与混乱的一百年中，安波罗修、耶柔米、约翰‧屈梭多模、奥古斯丁等伟大的教会领袖均在世。当时，耶柔米听到日耳曼族的侵略蛮行时，正在伯利恒的洞穴中写他的《以西结书注释》，他惊愕得不能自制，深信“敌基督”近了，就在书上写着说：“全世界正冲向毁灭，帝国首府，荣耀之城，惨被巨火吞灭，神圣教会沦为灰烬，神的圣徒被捉拿、苦待、杀戮。谁能相信立在得胜基石上的罗马城，竟会毁灭，而她这个国度之母，竟成坟墓？”
在罗马的异教徒，一向认为罗马的伟大是由于他们所信的许多神明所造成的，他们怪责基督徒离弃这些神明，以致灾祸临到罗马。奥古斯丁在震惊之余，写下他最伟大的书：《神之城》（The City of God）以回应异教徒的控诉，此书成为基督教最精彩的一本护教书。
这一部帝国教会的历史，终于在主后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落入日耳曼族手中，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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